5月26日
海德格尔逝世50周年纪念日
今天，是海德格尔逝世50周年纪念日。海德格尔毕生追问一个被遗忘的问题：何为“存在”？当技术将一切变为可计算的资源，我们唯独对存在本身沉默不语。这一追问，是他留给世界最尖锐也最珍贵的遗产。
在《存在与时间》中，他提出“此在”——人不是孤立的理性主体，而是始终“在世界中存在”，面向死亡筹划自身。向死而生并非悲观，而是唤醒我们从日常沉沦中走出来，承担有限且唯一的人生责任。后期他转向语言与诗：语言是“存在之家”，技术则是“座架”，用算计的暴力遮蔽了存在之真理。我们应学会“泰然任之”，在技术世界之外，保持对事物隐秘意义的开放。
接下来，梳理了周国平、马克·拉索尔、陈嘉映、周濂等学者关于海德格尔及“海德格尔热”的思考。
海德格尔是悲观主义者
周国平
在黑格尔之后，德国资产阶级哲学中出现了一种极值得注意的趋向，便是悲观主义抬头，人生虚无的哀音不绝于耳。这是欧洲精神文明的危机拨动了德国人深沉敏感的思想之弦。从叔本华经尼采到海德格尔，德国现代哲学的这三个关键人物在骨子里都是悲观主义者，当然，他们之间又有着一些重要的区别。
叔本华直截了当地渲染人生的痛苦和虚无，主张立足于虚无而否定、“解脱”这痛苦的无意义的人生；尼采主张用艺术肯定人生，立足于人生而对抗人生的痛苦和虚无。与他们相比，海德格尔的悲观主义有所不同。他和叔本华一样主张立足于虚无，但不是要否定人生反而是要肯定人生。他和尼采一样主张肯定人生，但不是立足于人生反而是立足于虚无。
△马丁·海德格尔
叔本华想说明：人生既然在本质上是虚无，就应该自觉地皈依这虚无，摒弃人生一切虚幻的痛苦和欢乐。尼采想说明：人生尽管在本质上是虚无，却仍然可借艺术的美化作用而获得其价值。海德格尔想说明：人生唯其在本质上是虚无，个人才理当无牵无挂，有设计自己的存在方式的自由，可以从非真正的存在向真正的存在“超越”。
对于叔本华来说，虚无彻头彻尾是消极的，并且决定了人生是消极的。对于尼采来说，虚无同样是消极的，但是不能因此抹煞人生有某种积极意义。唯独在海德格尔那里，虚无似乎获得了一种积极的性质。他不去议论虚无本身的可悲，仅限于挖掘它启示个人返回自身的作用。然而，我们已经指出，这并不能掩盖海德格尔哲学的悲观主义实质。
— —周国平《守望的距离》
当理论家一头扎入海德格尔中
马克•拉索尔
说起海德格尔，“怎样读海德格尔”的问题可能比不上“为什么读海德格尔”的问题那么关乎切身利益。很多人虽然听过其人其事，但是弃之为冥顽不灵的前纳粹分子，自大而又神秘，不像个哲学家，倒像个诡辩家，反现代主义者兼非理性主义者，惯于提出像是“什么是存在”或者“什么是虚无”之类玄之又玄的问题，然后给出像是“存在即非存在”或者“虚无即是虚无”之类更加玄之又玄的回答。
然而，海德格尔是20 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要想弄清此人的地位，我们能够举出许许多多各种各样深受其著作影响的重要哲学家——包括德国哲学家汉娜· 阿伦特、汉斯–格奥尔格· 伽达默尔和尤尔根· 哈贝马斯，法国哲学家让– 保罗· 萨特、西蒙娜· 德· 波伏瓦、莫里斯· 梅洛–庞蒂、米歇尔· 福柯和雅克· 德里达，还有英语世界的哲学家，如查尔斯· 泰勒、理查德· 罗蒂、休伯特· 德雷弗斯和斯坦利· 卡维尔。要想评量此人的地位，我们也可以举出许许多多由其著作所塑造的领域：神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人文学科等诸多领域的理论家，纷纷一头扎入海德格尔之中，以求从中获得启迪。
△《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
在受到海德格尔影响的人看来，解读其哲学观的至高法门，并不在于他涉足纳粹主义的劫难，也不在于他的自尊自大，而在于他作为一个思想家的独创性，在于他思想本身的广度和深度。在他们看来，海德格尔的作品正如其很难被人理解，也很难在没有千年来哲学错误的情况下纵横数个世纪，进而索解人类存在的若干核心议题——真理、语言、人性和知识基础。
在某种程度上，海德格尔面临的争议体现了哲学在英语世界的认同危机——一场围绕哲学该具备何种合理身份和愿望的危机。近代自然科学大获成功，声誉大振，而哲学已然沦为“世间最可贵的追求”。分析哲学家（多半对海德格尔的著作嗤之以鼻）往往对于哲学的地位持谦卑的姿态。在他们看来，哲学意味着必须做出选择：哲学要么成为过往历史立场的历史研究，要么靠概念和语言分析成为经验科学的辅助。因此，哲学可以帮助科学厘清概念，梳理理论上的混乱，或许还能让我们看清，我们用思维和语言来呈现世界方式上的局限。带有分析性敏感力的哲学家，往往把海德格尔视为一种倒退，回归到昔日可悲的形而上学（亦即非科学）思辨——这种形式唯有仰仗他那表面上的无力或回绝来得出清晰的、合乎逻辑的分析性论证。海德格尔曾加入纳粹党，这只会使分析哲学家们更容易忽视他，或者仅给他留个脚注的位置。约翰· 塞尔（John Searle）精确地总结了海德格尔带给人的分析性反应，他指出：“英美传统下的大多数哲学家似乎认为，海德格尔最多不过是一个反启蒙主义的糊涂蛋，最差不过是一个死不悔改的纳粹党人。”
海德格尔在哲学思考上有什么贡献？尽管行文晦涩而又违反常规带来了不少挑战，但他还是值得我们竭力索解，这是为什么？因为海德格尔开辟出一条思考和谈论人类存在的连贯之路：既不必将之简化为一种自然科学现象，也不必将之看作物质世界里浮现的一种幽灵般的精神——在这方面，他做得胜过20 世纪其他任何一位思想家。这启发了艺术家和社会科学家，他们在努力承认人类存在的尊严和自由；这启发了科学家，他们在试图留意科学探究的局限；这激励我们所有人重新思考我们在历史上的地位，以及我们作为一种科学和技术文化的行进方向。
— —《向着大地和天空，凡人和诸神》
我妈是天生的海德格尔主义者
周濂
海德格尔的与众不同在于，他总是拒绝常见的哲学术语，使用他自己的独创概念，用一种“陌生化”的方式来发问和思考。比如说，他用德语Dasein这个词来指称人，Da就是“那里”，Dasein就是“在那里的存在者”，中文通译成“此在”。虽说在日常的德语中，此在也用来指称人，而且康德和黑格尔也用过这个概念，但是把它单独拎出来，并且在哲学讨论中赋予其如此重要的地位，这还是有史以来头一遭。与此相关，海德格尔还创造出“在世界之中存在”、“共在”等一系列既陌生又熟悉的术语，说它们陌生是因为这就是海德格尔独创的新词，说它们熟悉是因为它们能够唤醒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经验。
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沮丧地说：“我就是这样的，啥事都做不好的。”如果萨特听到这句话，一定会告诉你：你是什么，不是什么，是由你自己的选择和行动决定的，不要太早给自己下定义和做总结，因为可能性总是大于现实性。这样的说法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哈姆雷特的那句经典台词：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但是就像英国学者迈克尔·英伍德所指出的，人并不可能拥有决定是否存在的无限能力，“他可以选择死亡，但不能选择出生，也不能选择在某一情形下出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说，此在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的。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就像一块石头被抛入河中，这个事实我们无法掌控也不能改变。好在我们虽然无法决定“存在与否”，但却可以决定“怎样存在”，决定什么是适合做的或值得做的。
要注意的是，对海德格尔来说，此在始终是在世界之中的存在，就像一个人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此在也是这样，他沉浸在一个特定的传统中，这意味着自我创造的可能性不是无限的，而是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性。这话说得太抽象了，打个比方，请问你可以在一个没有教堂的世界里成为牧师，在一个没有篮球的世界里成为NBA巨星吗？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此在被抛入特定的生活世界里，虽然我们可以决定怎样存在，但依然受到特定的价值传统的塑造和规定。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并不像萨特那样主张人有绝对的自由，也不主张人有绝对的责任，海德格尔并不是纯粹意义的存在主义者。
海德格尔个子不高，其貌不扬，甚至有些土气，但是站在大学讲台上的他却有着无与伦比的魅力，汉娜·阿伦特把他称作思想王国的秘密国王。虽然《存在与时间》直到1927年才正式出版，但是在此之前的十年里，海德格尔已经在知识圈中赢得了极高的口碑。他给人们带来全新的哲学体验，他用独特而新颖的术语讲述人们早有领会的日常经验，在一击而中的同时，又让人觉得还有一些更为重要的东西尚未领会，这种似有所得、若有所思的体验让人欲罢不能。
△阿伦特与海德格尔，两人有过一段师生恋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对于此在的生存论分析是从“情绪”展开的。海德格尔用两个德语词来表达“情绪”，一是Befindlichkeit，大致的意思是“怎样找到自我”，“怎样被找到”或者“近况怎么样”，另一个词是Stimmung，有给乐器“调音”或“校音”的意思。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说“调整情绪”、“调整状态”，可是“调音”的过程并不容易。情绪绵延不断，笼罩生活的整体，你可以通过严肃的反省、积极的行动短暂地提振情绪、调整情绪，但却很难一下子就雨过天晴。
海德格尔把此在的一般存在规定为Sorge，陈嘉映把它译成“操心”，与此相关的活动包括“操劳”和“操持”。其实最初的译法不是这样的，操心原本被陈嘉映译成“烦”，与此相应的是“烦忙”和“烦神”。我觉得还是最初的译法更传神。相比之下，“操心”的译法太正能量了。比方说，我妈妈喜欢操心家里大大小小所有的事情，可是她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却是——“做人就是很烦啊”。我觉得我妈是天生的海德格尔主义者，她说得非常对，烦比操心更面向事实本身。
同济大学的孙周兴教授在评论这个改译的时候，说过一句非常逗的话，他说：“‘人生在世，无非一烦’。这个意思就很好。现在如果改说成‘人生在世，无非一操（心）’，就没有什么味儿了。”要我说，岂止没什么味儿了，简直就是变了味儿了。我读大学的时候，流行一款T恤，上面写着“烦着呢，别理我”，看到这六个字你会会心一笑，可是如果改成“操心着呢，别理我”，是不是觉得全都变了味儿？
— —《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哲学不提供救治之方
陈嘉映
海德格尔相信，一切哲学探索本质上必迂愚于不合时宜。因为哲学要么远远超出当今，要么把当今回系到肇始之初。哲学不仅不会把自己弄得合时宜，它反倒是把时代置于自己的准绳之下。无怪乎哲学不可能立即听到呼应。如果有一种哲学竟变得时髦起来，那它要么不是真哲学，要么是被误解滥用了。海德格尔自己的哲学应属于第二类。
我们但运哲学之思，便辞别了日常诸务。尼采说：“从不中止对异乎寻常之事去经验，去看、去听、去怀疑、去希望和梦想，这个人就是哲学家。”海德格尔把这话改写成学院句式：“哲学运思即是对异乎寻常之事的追问。”这一追问不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发问完完全全是自愿的；若说有什么根据，它便神秘莫测地基于自由。哲学可谓是“对异乎寻常之事的异乎寻常之问。”
所以，哲学不可能像一门技术那样直接习得。我们无法直接应用哲学，也不能依其是否有用来判断它。但没用的东西仍可能是一种威力，甚至是唯一的真威力。一时得不到呼应的却可以正与一个民族的本真历史在至深处谐响，甚至作为这历史的先声鸣响。那不合时宜的自会有宜之之时。我们因而无能贸然判定哲学的任务是什么以及我们该从哲学期望什么。哲学之兴之进含者它自己的规律。我们只知道，在不多的几种可能的独立创造活动和人类历史的必要事业中，哲学是其一。哲学以思的力量开辟道路，拓宽设置标尺和等级的真知，而一个民族全靠这种真知在其历史精神世界中把握和完成自己的实在。这种知点燃一切疑问，从而威胁一切价值观而又使估价成为必需。
哲学这一类本质性的精神形态与其它形态不可同日而语，于是就难免暖昧而遭误解。这些误解虽古已有之，而今则主要由哲学教授们（海德格尔说：“由我们这类人”）促生。哲学教授们的业务是把古来的哲学知识传授给学生。这项业务合情合理甚至不无用处。不过，它充其量只是哲学学术，虽然它往往充作哲学本身的样子。
在种种误解中，有一种是对哲学要求过多。这种误解以为，既然哲学的鹄的是找到万物的根基，而这一寻求以人类生存的目的和意义为途，那么，哲学就该为一个民族提供建立其历史与文化的基地。如此奢求哲学常与对哲学的贬低联袂。例如，人们说，既然形而上学无助于为革命铺路，所以根本不要理睬它。这简直就像说因为刨床不会飞就该把它扔掉。殊不知哲学从来不能为历史事变直接提供力量和机会。“原因之一是哲学家永远只直接涉乎少许人。何许？创造性的变革家改革家们。”通过这些人，通过不可预知的种种途径，哲学渐渐传播开来，直到某个时候降为不言自明之事为止。当然。到那时，哲学中的原始力量早被遗忘了。
另一种误解则曲解了哲学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起作用。有些人认为，哲学为众生建设世界观也好，为科学建立原理也好，反正它该指导实际的和技术性的文化活动，使它们变得容易些，发展得快一些。殊不知，“哲学究其本性从不使事情变得容易些，反而是使它们变得更难些”。这还不仅因为在日常领会听来，哲学传达方式怪僻甚至疯癫，而且更因为哲学把存在的重担重新加到人身上而使它的历史存在变得更重更难。但沉重却是一切伟大事业，尤其是民族伟业得以生盛的基本条件之一。只有对事物的真知贯透人的现实，才谈得上伟大的命运。
哲学与哲学家恒处矛盾之中。真理是整全；哲学家却是凡人。要么超凡入圣，要么放弃哲学。骄狂与谦卑活在每个哲学家身上。哲学不提供救治之方。所以，哲学探索并不在寻求某些确定的答案。“思中持久的因索是道路。”海德格尔钟爱道路这一提法，他在讲课时常建议学生应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探索之途而非所讲的内容上。他表明他所讲的道路就是老子的“道”：“一切是道。”
— —《海德格尔哲学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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